千里之行：献给我的母亲和父亲

当母亲双臂搂住我时，在我的脑海里，我听到了音乐，一段我如今已无从记起的忧伤的旋律。她在向我告别。那时我才九岁，根本无法想像，没有她生活会是怎样——对于我来说，她就是整个世界。她将要回到沈阳，而我则会和父亲一起留在北京。沈阳是我的家乡，到处都有我熟识的、我爱的人。北京是一道冰冷、孤独、无边无际的都市风景，高楼大厦毫无个性，走不到尽头的大马路上挤满了陌生的人群。在这个城市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 

　　我的母亲身材纤细，头发卷曲着，一双眼睛又大又黑。当她看着我时，她总是微笑着——连她的眼睛都在微笑。但此刻，她的脸上挂满了泪痕。我祈求老天，不要让她离开我们。 

　　“够了”，父亲对她说：“你该走了。别再拉扯着孩子放不开手，你这么哭哭啼啼的只能让他变得软弱。” 

　　“郎国任，我知道你是对的，”母亲哭咽着说：“可我这一走，真太苦了这孩子 。他是个很敏感的孩子。 

　　“该怎么着他就会怎么着的。我们都会的。” 

　　母亲朝门口走去，而我则紧紧地拉着她不放手。 

　　父亲把我拉到了一边。 

　　门打开了。 

　　母亲离开了。 

　　“去练琴 ”，父亲对我说：“今天已经浪费了够多的时间了。” 

　　 

　　 

　　音乐为我开启了通往世界的门。那个来自中国工业化边缘地带的小男孩如今每个星期会在一个不同的国家演出节目。我没有真正的家，只有我心中的家园：中国，我亲爱的祖国；欧洲，我崇拜的音乐巨人们的故乡；还有美国，让我脱胎换骨、长大成人的国度。 

　　音乐是我使用的首要的语言，也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然而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方言。西方和东方虽然分享差不多一样的技术、艺术、体育、时尚和文化，它们之间的差异仍然是巨大的。 因为文化上的不同预期，即便是同样的音乐有时听来也会很不相同。在西方，古典音乐是一门老派的艺术，已经让位给摇滚、嘻哈及其他吸引年青人的流行文化形式。但在中国，经过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对西方的完全封闭，古典音乐被认为是新的时尚。每次我在中国开演奏会，百分之九十的听众都不到二十岁。当我在那儿开大师班时，有些家庭为了得到座位露宿人行道，就好像这儿的青少年为摇滚音乐会抢座位一样。在中国，学习和热爱古典音乐的儿童的数目多得惊人。有五千万的中国儿童在学音乐，其中三千六百万在学钢琴。每一所公立学校都开音乐课，而学生们学的歌有一半来自西方。钢琴的销量 在美国正在下降，而在中国却在急遽上升。 

　　一些中国人对古典音乐的热爱有时颇显天真。我常讲一个笑话：一批中国唱片出品人在会议室里接待弗拉基米尔·阿什肯纳齐，讨论一张新灌制的肖邦的华尔兹舞曲的唱片。这些出品人静静地坐在那儿。等了好一会儿，阿什肯纳齐问是否应该开始会议。他们中的一人问道：“我们不等作曲家了吗？”我很高兴中国的钢琴学生们觉着古典音乐很趋时，很有意义。我很高兴听一个中国儿童对我说：“嘿，郎朗，我听说你是在ＤＧ唱片公司旗下。我看到莫扎特和那家唱片公司也签了约。”这孩子以为莫扎特还好好地活着，这让我很开心。中国的观众有时不等一部协奏曲全部演奏完毕，在乐章之间就鼓掌，我也不介意。对我来说，对音乐的热爱比传统的礼仪更重要。 

　　在我旅行期间，人们经常问我很多问题，关于我的音乐、我的童年、关于我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搭建桥梁的努力。对我来说，要回答这些问题，最容易的方式还是讲述我的故事。 

　　我的故事有关音乐：古典音乐、中国音乐、我脑海中回旋的音乐…… 

　　我的故事有关中国：古老的中国、现代的中国、中国最根本的精神。 

　　我的故事也有关西方，影响了我人生道路的另一个家。 

　　而这一切都从我父母发现我有音乐的天分开始。 

——（以上文字选自我即将出版的新书《郎朗：千里之行，我的故事》，